陈仪
陈仪原来的名字叫做陈毅，和十大元帅中的陈毅同名，至于他为什么要更改名字，我都是暂时找不到相关的资料，避免与陈毅同名的猜测，可能性我觉得是相当小的。
1935年，也就是日本占据台湾的第四十个年头，日本人举办了一个名为《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规模庞大，希望借此宣扬自己的治理成果。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向中国国民党发出函件，邀请国民党派员参观展会。陈仪当时正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与台湾一海之隔，也就成为前往观展的最佳人选。陈仪到了台湾之后，对台湾在日本人治理下发展的高速度感到惊讶，而当时大陆地区正陷入多年战乱，发展停滞不前，这样鲜明的反差让他疑惑。一次简单的观展自然不能详细了解日本人是如何治理台湾的，回来后，陈仪派人去台湾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于两年后出版了个《台湾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还建议要学习日本人的发展模式。
这样一来，在国民党高层眼中，陈仪就成了台湾问题专家了。于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代表盟军接收台湾的人，自然非他莫属。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之后兼任警备总司令。10月24日，陈在美军将领陪同下从上海飞抵台北，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
陈仪想不到的是，治理台湾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陈仪本人纪律严明，清廉不贪，但是他对部下的贪污行为又视而不见，包庇纵容，而当时从大陆到台官员军队却是良莠不齐，贪污腐败现象非常常见；陈仪为人又十分死板，他精通日语，但他认为台湾不应该再有任何殖民者的语言流通，于是他拒绝与那些不懂官话的台湾本土精英用日语进行交流，大量的日本人的离去使原来的社会纽带出现断裂，陈仪却没有能力进行修补。为了支援大陆战场，陈仪将台湾出产的物资运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大量印发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矛盾越积越重，终于到后来触发二二八事件。
自然要铁腕镇压，自然要牺牲流血。
随后陈仪被撤职，改任国民政府顾问一虚职，直到后来他的学生，蒋介石四大心腹之一的汤恩伯力荐，才获准出任浙江省主席一职务。然而当时大陆战场上国民党大势已去，陈仪遂鼓动汤恩伯与他一同投靠共产党，可惜汤恩伯将他的叛意告诉了蒋介石，最终陈仪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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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陈仪掌权台湾后，延续了日据时期的专卖制度，即特定商品的售卖要获得政府的许可才算合法，香烟就是专卖商品的一种。而既然实施专卖制度，就必然有相关的稽查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依然在实施烟草专卖制度，就设置有专门的烟草专卖部门，以维护这一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陈仪接管台湾，带过来一大批的人员，其中有不少就是公务员。傅学通、叶得根就是两个从大陆过来的基层公务员，两人共同供职于“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职务是查缉员，负责查缉市场上不符合专卖制度的现象。
2月27日这天，傅学通、叶得根还有其他四名查缉员一共六人出巡，在台北市原天马茶房的附近，发现一名私卖香烟的40岁妇人，傅遂召来四名警察，要没收妇人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妇人表示家计困难，自己还养着一儿一女，跪地求饶。但是傅学通等人一直坚持不让步，周围民众开始越聚越多。
妇人一直纠缠，傅学通等人开始不耐烦，而见到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也让他们开始急躁起来，叶得根以枪托顶撞妇人的头部，致使她受伤。围观民众本来还只是看热闹，见到这样的情景，都开始愤怒起来，他们将六名查缉员包围，查缉员们更是慌张，傅学通开枪示警，却又不幸击伤了一名围观的市民。随后，六人逃到台北市永乐町派出所，后来又转到台北市警察总局躲避，但激愤的群众在当天晚上包围了警察局，要求警察局交出凶手，而警察局的官员却执意包庇六人。
被傅学通击伤的市民在第二天逝世，警察局还在包庇凶手，消息传播开来，台北市部分地区开始有罢工、罢市的现象出现，许多市民前往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抗议，随后抗议群众集结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口请愿示威，但在示威过程中，又发生公署卫兵对市民无预警开枪扫射并造成伤亡的事件，民众情绪更为激昂。抗议民众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道事件始末。二二八事件开始广为全岛人知悉，并终于爆发了全岛性的反抗运动。
纵观台湾人的抗议运动，多是和平的意见表达，却也有武装反抗的出现，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由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后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称这次“二二八事件”为一次起义，也是因为有这支“二七部队”的缘故。
谢雪红原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也早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希望利用这次的事件，组织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可惜由于南京政府调派来大量的军队镇压，“二七部队”未能成事，谢雪红最后也逃离台湾，转至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她在1948年左右进入大陆，其后历任中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等职。她创办的“民盟”，至今依然是中国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陈仪在向南京政府报告的时候，暗中要求国民党向台湾增派军队以供镇压抗议活动，他在写给蒋介石的函件中夸大事件的严重程度，南京政府也不待核实，火速向台湾增派一个师，进行血腥镇压，到三月中旬，大规模的武装镇压才宣告结束，国防部长白崇禧也专门到台湾宣告安抚，表示除了共产党员，其余人等一律赦免。
但表面虽然平静，暗涌却越来越激烈。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本地的地方菁英组建成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旨在以和平的方式与官方交涉，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地方菁英作为一个社会的杰出阶层，总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在社会上也占据有许多官方没有的资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本来，如果陈仪愿意和地方菁英合作，那当时动荡的局面完全是可以平息下来的，但是我们在之前已经分析过，陈仪不愿意用日语与台湾人交流，他希望尽快在台湾去除殖民的痕迹，而这些地方菁英，在日据期间，是日本赖以治理的一个重要力量，陈仪当然不愿意和他们合作。缺乏了菁英阶层的帮助，陈仪对动荡的局势严重程度以及底层真正的诉求都难以形成真实客观的判断，再加上有让国民党人敏感的共产党因素的介入，事件终于愈加不可收拾。
满怀好意愿意与官方交涉的地方菁英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会导致的后果，事件发生后，开始陆续有人或被逮捕、或遭暗杀、或无故失踪，随后横尸街头。这其中，就有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伯父吴鸿麒。
白崇禧到台湾宣抚后，本来事件应该就此告一段落，但却非也。
在南京政府军队抵达之前，可供陈仪调配的军警力量不多，难以有力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以至于才让类似于“二七部队”等的反抗武装成型，等到军队增援到了以后，虽然名义上对事件不再追究，但陈仪却对台湾人始终心怀芥蒂，认为其中叛乱分子众多，尤其是有可能参有共产党员。于是，他在3月末发布了“为实施清乡告全省同胞书”，实施清乡行动，指令军警在此一时期，以清查户口、追缴武器等方式将全台菁英加以大肆捕杀。
由于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陈仪的清乡行动可以说相当彻底，到五月份政府才解除戒严状态，但此后零星的镇压还持续了大约九个月。在4月18日，陈仪发布“二二八事件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主犯名单上有共产党员谢雪红的名字，后者当时已经离开台湾，转赴香港。
事件过程中政府的高压政策开始让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感到疑惑：难道这就是我们辛辛苦苦等了五十年的祖国？无故的迫害更是让地方的菁英人士从此噤若寒蝉，对政治民生再也不闻不问。
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让台湾人首次有了区别与大陆人的意识，日据时期，台湾不过是个殖民地，人民只知晓自己是祖国的一部分。到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人民欢天喜地，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迎来的祖国人专横霸道，贪腐成风，尤其是当时由于陈仪不愿起用本地人士担任政府高级官员，位居要职的清一色全是祖国的外省人，台湾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群体性。所以说二二八事件也是台湾历史上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争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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