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三十年

三十年前的北京西单,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象如今一样,人来人往,拥挤不堪。
是的,象如今一样,当时的西单是一处交通要塞,要在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城市中作一次行走,应该总是避不开这个中转站的,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然后散去,继续自己的路程。
而在西单公共汽车站牌的后面,有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矮墙,因为这里人流量巨大,不知何时,开始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或者小广告,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渐渐地,这排矮墙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北京人之中开始小有名气起来。
1978年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生活上,可谓是满目疮痍,亟待复元。被极度压抑了十数年的人性,急需找到一个表达的地方,一些对国家前途和命运有思考的青年人,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单的这排矮墙,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从那一年的春天开始,不断有人在矮墙上张贴大字报,传播并发表一些新闻和新观点。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大家都知道西单这排矮墙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好奇地、激动地、甚至狂热地学习、分享、传播张贴出来的信息。而这排矮墙,也被亲切地称为“西单民主墙”。
民主墙上,其中一张大字报如此写道:“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这段文字,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传颂,被认为是民主墙的倡议书。
与这排矮墙一同被载入史册的,是来自贵州的诗人魏京生。12月5日,当时只有28岁的魏京生在民主墙上贴出他的文章《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认为实现民主和自由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现代化”。魏京生在文章中用大胆的文笔揭露问题,抨击执政党和政府,并在文章中留下了他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他后来说,之所以没有匿名,是因为“隐瞒姓名也躲不过去,出来说话就是要被枪毙的。……我选择把话说透,死个痛快,我当时没有想到自己能活下来。只想多说点话,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些道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前途。所以,我没有做任何保护,抓紧时间做点事,多说话。”
魏京生的最坏打算之所以没有发生,大概与当时的环境相关。浩劫过后,人民在思考,执政党也在反思。而“实事求是”口号的酝酿及提出,以及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意味着执政党认为应该至少开放一定的民主自由,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警告全党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上讲话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在三中全会文献出版时被胡乔木删去)。
这段政治环境宽松的时期,后来的人们称其为“北京之春”。
可惜的是,美好的事物总有保质期限,春天不会常在。
次年春天,任畹町等人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中国人权宣言》。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二者以西方的人性自由和人权保障质询中国新一代领导,要求全面的西方式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反对党的专制。
这些言论超越了执政党可以容忍的限度,结束了党内派别斗争之后,执政党领导层开始收紧言论的自由程度,而魏京生显然是一个眼中之钉。29日,魏京生因“传播军事秘密罪”被捕,被并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而民主墙,在经过党派内部的一些争论后,被移到并不是交通要塞的月坛公园,而且政府要求进入月坛公园者必须出示证件,自此,民主墙名存实亡,后来终于被正式取缔。
时光一晃三十年,“中国民主之父”魏京生现在也年近花甲,中国却还是那个中国。
说这一面矮墙的倒掉,意味着整个中国民主的倒掉可能太过悲观,言过其实,蓦然回望,细数走过的路,还是能看到我们依然是有进步的,但是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对于过去的事实大多数都是知之甚少,而要在其中看到象魏京生、王丹这样的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牺牲洒血的榜样又能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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